河北省涞源县漕碾村，众多平凡的中国小乡村中的一个，村民刘成章一家65年来义务维修、守护着一座1940年牺牲在这里的72名八路军烈士墓。
这里不是文物保护单位，这里不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没有任何机构组织委派刘成章守护烈士墓，甚至这座烈士墓本身就是刘成章自己建的。只因为65年前与八路老伍滑军的情谊和目睹了72名战士的遇难，刘成章就自然而然地肩负起了这个责任。每天拣来石块垒砌墓地，到后来在烈士墓旁盖房居住日夜守护，刘成章做着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事。
我们有为袁崇焕守墓三百多年的佘家，也有为八路军守墓65年的刘成章，中华民族的义气华章就在这些默默无闻、含辛茹苦的百姓中间。
一座天天在赔钱的民营医院，一个自喻是最穷的“优秀民营企业家”，只因为赵华琼开了一家民工医院。
在赵华琼的医院里看病会比其他医院便宜50%以上，患者指名要贵的药，赵华琼会叫他买便宜的药，“一样的化学成分，一样会好，几块钱就解决掉了。”赵华琼的药价单上除了列出国家批准的零售价，还有每样药品的进价。她说：“克拉霉素8块钱进来的，外面一直卖33块，这是治胃病的药，所有的医院不可能把进价写在上面。”
卫生部部长高强曾就中国的卫生形势作专题报告说，中国有些医疗机构盲目追求高收入，甚至为了追求收入而损害群众利益。医疗问题始终是压在中国肩上的一块大石，而这块大石却让赵华琼这样的普通小民在帮忙负载。
关于她的医院和理想，赵华琼只有一句话：让民工都能看得起病。
9月23日，曾用蹬三轮车所得资助贫困学生的白芳礼老人在天津去世，享年93岁。
白芳礼老人住在六楼，因为楼层太高曾摔伤了胳膊，“我也想换换房，可现在房价太高了”，但他却用十几年蹬三轮车积攒的近35万元资助了近300名贫困学生。
白芳礼老人得到“先进十佳”、“支教楷模”等一大堆荣誉称号，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景仰，而这些并不能让我们的心情更轻松一些。教育不应该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拿来感动的伤痛，难道我们要依靠武训式的方式来办教育？
广东省从化市神岗二中初三学生谢嘉城，11月12日把一张手写的公告贴在教室里，希望通过帮同学辅导功课，换取每日1块钱的早餐。此前，他的生活是这样的：在学校食堂打扫半个月卫生，换来半个月每天的中餐和晚餐；剩下的半个月，食堂每天只提供一顿免费伙食，谢嘉城只能和另外一个贫困生合吃一份饭。
可敬的是，这个15岁的孩子并没有像一些贫困生那样沉默下去，陷入性格疏离的境地，他反而鼓起了斗争的勇气——他需要比我们更多的勇气才能站起来。记者问：假如很多人帮你，学费生活费完全不用发愁，你还会继续辅导同学功课吗？谢嘉城说：这是两个问题，别人的帮助是减轻父母的负担，但我辅导同学是我自立的问题，我会坚持下去。
同伴无钱医治病死异乡，李绍为怀揣95块钱千里背尸返乡。“人是我带出来的，出了事我要把他带回去”，“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他在外面死了，我们一定要把他带回湖南去”，就这两句话，李绍为义无反顾地扛着130多斤重的尸体，从福建转辗到广州，只为让同乡尸骨还乡。
网友评论：出来混，能摊上这么一个老大，值！李绍为质朴的责任感让他做出了看来是惊世骇俗的举动，但其他人的责任和道德又在哪里？是什么让李绍为打工一个月只领到95块钱，是什么让施工方不付医疗款而坐视民工病死？礼失求诸野，基本的道德都隐藏在卑微的底层。
在温州打工的河南籍民工李学生，面对呼啸而来的列车，飞身救出一个穿越铁道的男童，而当他去救另一个遭遇危险的女童时，被飞驰的火车迎面撞飞，献出自己36岁的生命。当地媒体在报道李学生救人一事时，用得最多的一个字眼是：他感动了侍腊温州。
河南民工用生命感动温州、感动全国，我们的情感已经到了必须要付出生命才会被一个民工感动的程度？而在此之前，民工们一直都是被驱赶、被管制、被歧视和辱骂的卑微群体。我们永远不缺乏橘衫事后的嗟叹和热情援助，但何以不在平时哪怕多给民工一个笑脸呢？
李迎新一年前到甘肃省渭源县挂职锻炼任县委副书记，此前是西北师大宣传部部长，曾长期从教，因著有《渭源县代课教师状况调研》而被关注。
与其说李迎新感动我们，不如说李迎新被代课老师们感动，不如说代课老师们感动了我们。这类不被社会所关注的弱势群体，生活在农村的最底层，20年来拿着每月40元的工资维持自己生活尚且困难却还在传承着我们民族的精神薪火。在他们那里，师道尊严是那么脆弱而同时又如此坚强。
改变生活轨迹的往往是一些小事。曾经在安徽阜阳是赫赫有名的商人的张颖，因为一次和艾滋孤儿的接触，而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。
如今，张颖收养了192个艾滋孤儿，创建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，为此张颖大部分生意都停掉了。“突然有一天父母都不在了，自己也得了这种病，别人不理她了，学校也不让她上学了。这个时候孩子的感受是很可怕的。”张颖就是这样以一个初为人母的身份来关心这些孩子。这些艾滋病家庭的孩子，有些自己还患病，不仅要面对疾病的折磨，还有着社会歧视所造成的心理阴影，这些孩子需要更多的张颖来帮助他们。
深圳一位歌手，10年间几乎把自己的全部收入都捐给了贫困地区的学生、孤儿和残疾人，各种钱物总计近300万元人民币，妻子因为他无限制的捐助而离婚，而2005年5月丛飞被确诊为晚期胃癌，他却连看病的钱都拿不出来。
丛飞在深圳没有工作单位，唯一的“职务”是深圳义工联艺术团团长，他每次演出都是这样开场：“我叫丛飞，来自深圳，义工编码是2478。”
1997年7月，王茜确诊身患皮肌炎，俗称红斑狼疮姊妹病，患病几率为百万分之一，治愈率几乎为零。1997年国庆，麦兴志与王茜结婚。从此，这两位成都市的普通警察开始了八年的相濡以沫。
生活往往比戏剧更有力。八年的相濡以沫，意味着20次住院、10次病危通知单，意味着日日夜夜照料一个全身多处溃烂的瘫痪病人的起居、医疗，意味着从一楼到他们住的七楼，麦兴志背着妻子走了八年，甚至意味着麦兴志把王茜背上海拔3000多米的峨眉山金顶，意味着麦兴志背着王茜去长城、故宫、天安门。
记者问：你能不能感觉到有时候你妻子在你面前表现出来的快乐是装出来的？麦兴志说：很多时候强颜欢笑给我们看，避免我们伤心。那你也有装出来给她看吗？麦兴志说：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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